有，当然有，而且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，有非常重要实用价值。
通过经学的改造，使儒学成为一种实用性很强的治理工具，在农耕文明的环境下，它能够最大程度地保证秩序稳定。
它提供了一套可行的方法，能从家庭、宗族到国家层面，实现稳定的治理结构，形成普遍的道德认同与价值观体系，进而在潜意识中维系民族认同与天下一统。
顺便再插一句，先秦之后的天下一统，当然也有法家的贡献。
比如郡县制、统一文字与度量衡，主要也是法家的成果。它成了一种保障的形式，而儒学则是形式中填充的内容。
汉代经学对儒家子学的改造过程中，很可能也有法家学者的参与，因为经学中加入的“尊君驭民”思想，带有明显的法家痕迹。
《论语》中有一句话，很多人都应该听说过，就是“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。”
这句话出现得非常突兀，因为它不是孔子的思想，而是典型的法家思想，更具体地说是商鞅的思想。
当然了，我们看到这句话的注疏，都是汉代经学家的记录，近代又有人对它的断句以及释意，提出了多种不同的观点。
今天我们讨论的是儒家子学不是法家，又有点跑题了，再拉回来。
经学对子学的改造，重点是改造出了有利于中央集权统治的内容，但仍然保留了儒学中很多优秀的文化思想内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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